如何守住历史文脉与人间烟火？古城泉州这样做

3. 利益冲突导致地方保护和部门垄断由于我国诸多立法权主体在一定意义上扮演着特定区域或范围利益代表的角色，所以发生区域利益或部门利益冲突的时候，立法权主体的角色意识就会在行使立法权的过程中体现出来。

否则，内部一团混乱，或者干脆采取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解决内部矛盾，这样的组织不可能长久，无法跳出周期率的支配。1787年来自北美大陆13个独立国家（State）的50多个代表在费城制定了今天的美国宪法，建构了符合美国国情的宪政体制。

而爆发内战的主要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长期无法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最后酿成了内乱内战。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是，国家富不一定强。[20]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4年9月15日。王振民：《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一种法治结构的解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8页。没有法律秩序的富有，对国家而言可能是灾难。

美国国名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直接翻译应该是美利坚国家联合体，说明美国是由一些国家组成的联合起来的国家共同体，这些国家曾经拥有独立主权，今天仍然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实行宪法政治，既能够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最终统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繁荣昌盛，又从制度和体制上保证党的长期执政，保证政权永不变色，从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真正破解这个千古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连续超过30年没有发生过内战、外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30多年来民主法治的发展，使得大量矛盾纠纷可以通过法律得到较为公平合理的解决。

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也应该能够解决，而且应该解决得更好。假设大清皇室和政府能够积极主动、自上而下去推行宪政，不是让民众自下而上去逼迫，宪政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就极大。在宪政体制下，国家尊重保障基本人权，人民有充分的权利和自由，人民与政府形成健康和谐的互动关系。如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四是宪政为一切纷争提供了法定解决的渠道和方法，杜绝了私人暴力、自力救济。20多年来，三任党的总书记、历届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都认为应该尽快建立健全宪法实施监督程序，可见这个问题之极端严重性和重要性。

不依宪治国，不依宪执政，其结果一定是既破坏了法治，也违反了党的根本路线方针政策。但是，现在还看不到这种迹象和可能。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为解决这个历史难题，给出了另一半答案法制，并为民主法制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真切希望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也应该能够解决。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后，认真总结了发生文革的原因，努力探索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实现长期执政的制度和体制。

……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文革时期发生的那种公然践踏宪法的事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下文也有引用这篇文章的一些论述，不再一一注明。也有人统计中国5000年文明史，一共发生了6539次战争，其中大部分是内战。

把实施宪法政治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是极其错误的。二是如何建立健全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

宪法政治或者宪政就像民主、法治、人权一样，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有，我们就不能建设宪政了。黄炎培先生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宪法政治的中国之路如前所述，如何解决历史周期率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解决方法是民主。进入专题： 宪政 。宪政最初是在英国产生的。这是法政哲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人类有无可能创造出一种坚固的政体，确保江山永固，万世不易呢？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个问题同样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二是通过宪政建设，人民可以通过宪法规定的方式方法更换政府，无需诉诸暴力，实现了最高权力更替的制度化、法律化，政权可以自我更替、修复、完善，实现自我更新、永葆活力的目的。很多人都熟知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关于历史周期率的那个著名对话。

还要指出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宪法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他们尽管也称为人民主权或者人民民主，但是他们的人民与我们所说的人民是不同的，他们的人民特指资产阶级，他们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诚如邓小平同志严肃指出的：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

笔者在2009年发表的《关于民主宪政关系的再思考》一文中，[4]论述了宪政的三大关切：第一，任何政府、任何领导人不管其是否民选，无论如何产生，[5]都要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接受制约监督，不能滥用权力，不能腐败，即实行法律之治，把权力放到法律的笼子里边去。人们对民选政府往往过分信任，很容易无限授权，而且拒绝任何外在监督制约，这使得如何监管民选政府，保证其不腐败、不滥权，防止民选政府蜕变为超越宪法法律之外的无限政府，也就成为宪政的首要关切。

苏联灭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说是民主法治长期缺位，没有切实建设社会主义宪法政治，构建可长可久的宪政体制和机制。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最糟糕的是，既没有民主，也没有宪政和法治。这就是宪政的哲学基础和基本逻辑。政治学要深究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关注民主问题，宪法学当然也要关心权力是神授、君授或民授，关心民主本源问题，但其主要使命是研究监督制约权力的技术方法、权力的科学配置和人权的保障，应该是研究权力和权利的学问，是权力科学配置之学、权力监督之学和人权保障之学。[6]尽管人类的政治往往是不科学的，但是对科学精神的追求不应该放弃。

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但是实践证明，民主是国家长治久安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

另一方面关于如何实现两岸统一，我们的基本政策是和平统一。尽管任何政治体制都需要由人来操作，操作者个人的素质、能力和品行当然与政治产品质量的高低有关系，但宪政更加关心的是，政治权力是否受到应有的监督约束，整个政治体制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

1215年，英国就制定了《自由大宪章》，被一些学者视为英国和西方宪政的起源。其实，胡锦涛同志2002年在纪念宪法施行2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也指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必须健全宪法保障制度，确保宪法的实施。

美国制定宪法，确立宪政体制，只用了短短四个月时间（1787年5月至9月），即便加上13州批准宪法草案的时间，也就不到三年时间（1787年～1989年）。相比毛泽东同志当年为破解这个千古难题给出的民主药方，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的解决办法，除了民主之外，还有法制。[8]严格而言，今天英国宪政体制是1688年～1689年光荣革命后确立的君主立宪体制。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建设的宪法政治，一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政治。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下面的问题就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宪法政治，有无决心、意志、毅力和魄力，像抓经济建设那样，把宪法政治建设切实抓起来，一直到最终取得成功。

经济是国家的血肉，没有血肉，是不行的。有些国家实行民主后，强大起来了。

因此，民主政府可能会为所欲为，如果没有强有力外在的法律监管，民选政府及其领导人就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走向腐败和专制。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